數據顯示，至2021年，中國醫療大數據解決方案的市場規模已增長至212.6億元，對比2016年的28.1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49.89%。

　　醫療大數據依靠新醫改積累下豐厚的數據基礎，并在疫情的催化下迎來了一輪爆發式增長。如今，大數據已滲透入醫療健康行業的方方面面，從臨床服務與科研、智能健康管理、新藥與醫療裝備研發，到疾病預防控制與公共衛生服務等領域，醫療大數據正在發揮其社會和經濟價值。

　　不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發現，目前醫院、科研機構、企業等應用主體仍面臨著醫療數據獲取困難、交流共享不易、數據無法聯通等問題。隨著《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落定，開放和安全之間的矛盾顯現。行業期待更具體操作規范，以提升醫療大數據合規的水位線。

抗疫剛需催化應用落地

　　“健康碼”“行程碼”等綠色二維碼成為來往各地的電子“通行證”，互聯網醫院線上診治、防疫機器人等案例不斷涌現……新冠肺炎疫情正改變生產秩序與生活方式，而醫療大數據則成為疫情監控、研判和預測的關鍵抓手。

　　“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與交通、醫療、教育、金融等領域深度融合，讓疫情防控的組織和執行更加高效。”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長李愛君介紹，疫情有效催生了醫療大數據“全民需求時代”的到來以及大健康行業數字化轉型速度。

　　疫情防控的剛需催化了醫療大數據應用。互聯網醫療系統與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副主任翟運開指出，通過對醫療大數據的分析，有助于政府了解各地區醫療物資的供需現狀，作出協調生產端與需求端的精準決策;而基于大數據的機器人診療，能夠降低醫護人員的工作風險。

　　在上海市兒童醫院院長、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醫院發展研究院醫療信息研究所所長于廣軍看來，疫情防控過程中醫療大數據發揮的作用更多體現為政府應用層面的突破。相較于其他科研機構和企業，政府獲取數據的難度較低，在公共衛生事件與醫保付費、醫保基金監管等公共管理上推進速度更快，成效也相對顯著。

　　縱觀醫療大數據的發展進程，助力疫情防控或將是極為重要的節點。回頭來看，該領域萌芽的契機可追溯到2009年新一輪醫改，電子病歷等醫藥衛生信息化建設為該領域積累下豐厚的數據基礎。到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和規范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發展的指導意見》，健康醫療大數據被首次納入國家重要的基礎性戰略資源。

　　2018年，在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的《國家健康醫療大數據標準、安全和服務管理辦法(試行)》中，進一步規定各級各類應用主體(衛生健康行政部門、醫療衛生機構等)在健康醫療大數據標準、安全和服務管理上的責權。翟運開評價該文件或為中國醫療大數據發展史中的一次“里程碑”，為醫療健康大數據的落地應用指明了方向。

　　此后，醫療大數據發展政策迭代升級。2021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推動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第五代移動通信(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醫療服務深度融合;7月，《“十四五”優質高效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實施方案》發布，提出建設重大疾病數據中心，推進跨地區、跨機構信息系統的互聯互通、互認共享、術語規范以及數據的整合管理，建設主要疾病數據庫和大數據分析系統等。

　　多重政策利好下，醫療大數據產業飛速發展。中商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到2021年，我國醫療大數據解決方案的市場規模已增長至212.6億元，對比2016年的28.1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49.89%。

醫療數據應用仍“各自為戰”

　　隨著醫療信息化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國醫療數據量也得到了快速增長 。

　　健康醫療大數據是國家重要的基礎性戰略資源。據翟運開介紹，發展至今，醫療大數據資源一般可分為以下幾類：

　　醫院的醫療大數據：產生于醫院常規臨床診治、科研和管理過程，包括各種門急診、住院、影像、用藥、手術記錄和醫保數據等;

　　依托區域健康服務平臺的醫療健康大數據：整合了區域內多家醫院和相關醫療機構的醫療健康數據，是未來醫療健康大數據的發展方向;

　　基于大量人群的醫學研究或疾病監測的大數據：來自專門設計的基于大量人群的醫學研究或疾病監測，如國家衛生部近年開展的腦卒中篩查與防治項目;

　　自我量化大數據：基于移動物聯網的個人身體體征和活動的自我量化數據，包含了血壓、心跳、血糖、體育鍛煉等信息;此外，還有網絡大數據：互聯網上與醫學相關的各種數據，產生于社交互聯網關于疾病、健康或尋醫的話題、互聯網上購藥行為、健康網站訪問行為等;以及主要關于生物標本和基因測序信息的生物信息大數據。

　　目前，臨床診療和研究均對醫療數據資源有較大需求。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普外中心胃腸外科主任姚宏偉介紹：“臨床診療的數字化已較為成熟，幾乎所有環節都會涉及到數據，比如患者診治過程、抽血化驗、醫療影像、手術治療，包括資料存儲也都向數字化轉型。”

　　在對多名醫務人員的采訪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跨醫院、地區乃至全國層面的數據獲取是目前他們所面臨的共同難題。

　　姚宏偉表示，國內臨床上應用難點主要是跨醫院之間的數據交流共享困難，多數患者的數據不能聯通，各個醫院醫療數據應用還處于“各自為戰”的狀態。由此帶來的，除重復化驗檢查所造成的醫保系統和患者個人的經濟負擔外，還一定程度阻礙了利用醫療大數據做出高效率、高質量的臨床診療決策。

　　造成上述現象的部分原因或源自我國醫療大數據發展的不平衡。翟運開告訴記者，圍繞臨床數據應用和未來的智能診療，醫療大數據經歷了紙質文檔結構化、全院級電子病歷系統、全院數據集成平臺、跨院的區域數據共享等幾個階段。但我國各醫院醫療大數據發展的差異性極大，部分知名大型醫療機構已進入到跨院數據共享階段，而不少基層醫院仍處于原始的紙質病歷電子化而形成的醫療數據階段。

　　難題也同樣擺在醫療大數據企業面前。“數據從哪來，如何獲取，體量如何，怎樣應用，如何實現可持續的運營模式?”于廣軍說，目前相關企業仍處于探索階段。翟運開也坦言，醫療大數據在諸如醫藥和智能醫療裝備研發、智能健康管理等領域，離實際的規模化還很遙遠。

數據確權、操作規范等亟需明確

　　未來，醫療大數據領域將朝著什么方向發展?

　　翟運開預測，醫療大數據將進入全面醫療健康大數據融合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健康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秋霖也提到，疫情推動了醫療大數據的整合，疫情過后可將“健康碼”與常態健康檔案相結合，以建立健康管理服務體系。

　　“科研、商業化應用是醫療大數據未來的重點方向。”于廣軍提出了三個發展突破點：真實世界數據支撐藥品評價、醫療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醫療保險的精算和理賠。

　　然而，無論是數據融合的實現，還是臨床科研、商業化價值的進一步挖掘，都需在數據確權、數據質量、制度建設等方面尋求突破。

　　于廣軍指出，“醫療數據難獲取的實質是這些數據無法定價和交易。”這其中就涉及到了數據確權、數據資產化的問題。醫療健康大數據是國家重要資產，具有極重要的社會和經濟價值，但目前尚未建立起價值的傳導機制。

　　“健康醫療數據存在極強的多源異構、高噪稀疏特性，維度數量和專業變異度遠超其他行業數據，因此其資產屬性遠未達成行業和社會共識。”李愛君解釋。

　　一方面，缺乏行之有效的健康醫療數據資產化路徑，數據資產收益無法在產業鏈上進行傳導，導致醫療機構等數據生產者參與數據資產化意愿不強，對數據資產保值增值意識不夠，貫徹國家標準、融匯數據的積極性不高;另一方面，健康數據處理專業和職業門檻高，涉及政府、醫院、企業、個人等多個主體，利益鏈條長，進一步增加了數據融匯和統籌的難度和數據收益的分配成本。

　　她建議，國家主導構建國家級健康醫療大數據交易平臺，授權企業進行運營，打造以區塊鏈和隱私計算支撐的可信數據授權和可控計算環境，探索在保護數據處理相關主體的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實現數據權利的權能的分離機制。開展健康醫療數據相關主體收益分配制度試點，完善健康醫療數據資產定價和收益分配激勵機制，通過價值傳導刺激整個鏈條活力。

　　醫療數據質量差是另一道棘手難題。翟運開認為這體現在求數無源、有量無質、有病無數、有數無據，大數據與臨床的知識理解鴻溝比比皆是，缺乏真正落地應用。還存在明顯的“有數據的不會算法，會算法的沒有數據”現象，亟需開展醫療大數據的治理工作。

　　而去年隨著《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落定，開放和安全之間矛盾也浮出水面。于廣軍與姚宏偉均提及了在醫療大數據領域出臺具體操作層面規范的迫切。

　　姚宏偉透露，國家衛生健康委正準備出臺相關文件，以提升行業內數據合規水位線。

　　今年2月，國家衛生健康委答復全國政協委員涉個人信息數據保護提案提到，國家衛生健康委將加大臨床受試者個人信息數據保護工作力度，推動相關文件盡快印發和試點實施，落實個人信息數據保護在倫理審查和監管層面的要求。同期，國家衛生健康委網站發布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10294號建議答復》提到，國家衛生健康委正在研究建立全國統一的電子病歷、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醫保等信息標準體系，并計劃通過數字化手段，保障患者病歷信息安全，防止個人病歷信息外泄和盜用。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