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是一項國家戰略

　　1.2019年10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中，首次將數據作為“第五要素”納入到生產要素之中；

　　2.2020年4月9日，頒布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化市場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首次提出培育“數據要素市場”；

　　3.2021年3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綱要目標》正式發布，提出建立健全“數據要素市場”規劃；

　　4.2022年1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試點改革總體方案》，要求探索建立數據要素流通規劃；

　　5.2022年1月12日，國務院發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鼓勵市場主體探索數據資產定價機制；

　　6.2022年3月25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要求加快培育統一的技術和數據市場；

　　7.2022年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數據二十條”)，當年12月正式發布。該意見創新數據產權概念，淡化所有權，強調使用權，首次提出“三權分置”的數據產權制度；

　　8.2023年8月21日，財政部發布《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正式鼓勵和推進企業數據資源入表；

　　9.2023年10月25日，國家大數據局正式成立。

　　從以上時間軸國家發布相關重要的戰略文件和規劃來看，包括以下重要含義：

　　一是，2019年是我國“數據要素”正式誕生的“元年”，而且至今已經有五個年頭了。從它發布的時間節點來看，也正好是我國頒布“十四五”規劃綱要之前。回顧“十四五”以來，各行各業廣泛開展的“數字化轉型”戰略來看，已經納入到一項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中來。

　　二是，“數據要素市場”作為各行各業數據驅動的“基礎設施”，從頂層的制度設計、流程細則、組織架構、可及目標來看，未來指導具體實踐的路徑也會越來越清晰。

　　三是，為未來數字經濟下，各行各業人工智能與數據要素的融合創新，打下了堅實的戰略基礎。

二 新“四梁八柱”頂層設計

　　基本戰略需要通過一個穩定的基礎架構來支撐和表達。從“數據二十條”的內容來看，除了“三權分置”重要理念的提出，其中更重要的成果是首次提出了我國在數據要素市場化發展，市場要素化配置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項新的“數據要素經濟制度”。這項“經濟制度”的核心就是頂層設計的“四梁“——數據產權制度、流通交易制度、收益分配制度、要素治理制度(以下簡稱“四大制度”)，以及支撐頂層“四梁”并與之相配套的“八柱”：

　　支撐數據產權制度——反映數據產權結構性分置主體權的保障、反映各參與方合法權益保護用益權的保障；

　　支撐數據流通交易制度——對于全流程合規與監管的數據管理、對于數據場內、場外交易的要素加工與運營的管理；

　　支撐數據分配制度——關于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過程中數據流通的管理、關于數據要素收益合理分配基于會計管理準則的調節機制；

　　支撐數據要素治理制度——核心是關于數據要素“兩大基線”的治理和評價：一個是關于數據質量的治理評價，一個是關于數據安全的治理評價。以達到“以評促建”、“以評促用”的治理目標。

三 “四大制度”是數據要素化下新“經濟制度”的體現

　　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當下數據要素化市場的演變，可以幫助我們來進一步理解“四大制度”產生的由來。我們知道在社會經濟實踐體系之中，“生產要素”、“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構成了經典的“鐵三角”結構。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面就有著這樣描述三者關系的表述以及豐富的內在邏輯關系的演繹：

　　1.“生產要素”影響、決定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數據要素作為新的第五要素，將和土地、資金、技術等傳統要素一樣，一定會決定未來社會“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2.“生產力”是指人們生產物質和精神產品的能力，包括“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者”；“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分配關系和交換關系；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構成一個生產關系總體的“各個環節”。所以從“四大制度”的內容來看，其實就是對數據要素社會化大生產過程中，對新生產關系中“各個環節”的“重新定義”。

　　3.“經濟制度”是一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經濟制度”的基礎，“經濟制度”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因此，“四大制度”作為一種新“經濟制度”，也決定了未來數字經濟下“新生產關系”的定義與構成，也一定會對未來占主導地位的“新生產關系”起到決定的作用。“數據要素市場”未來也一定會成為我國經濟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

　　4.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力，所以先進的“新質生產力”決定了社會實踐體系的“新型生產關系”，“新型生產關系”也會對“新質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發揮重要的反作用力；

　　5. “經濟基礎”主要指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藝術、哲學等“上層建筑”，是由該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未來“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系”會決定未來社會的政治、法律、道德、藝術等“上層建筑”的科學發展。

　　所以“數據二十條”中提出的“四大制度”，在當今新形勢下有著以下社會經濟學新特征。

　　第一個特征：它是我國未來數字經濟下為“數據要素市場”度身定做的新“經濟制度”。

　　第二個特征：“四大制度”緊緊圍繞“數據要素”這個新型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分配關系和交換關系，并且通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構成一個“新型生產關系”總體的各個環節。

　　第三個特征：“經濟基礎”是決定一個社會其他方面發展的“根本因素”。換句話說，未來“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系”是未來社會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其發展與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效果，將對全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法律制度”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四 數據要素市場基于“經濟學視角”的創新驅動力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黃奇帆先生解釋“數字經濟”為：“數字經濟”就是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產業化”以及“產業經濟數字化”，并且把兩者有機融合起來，就是數字經濟的“融合創新”。

　　1.數字經濟產業化：

　　一是，體現在“新連接”方面：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5G/6G、人工智能已經能夠實現“萬物互聯”，并且在此基礎上互聯網經濟從“擁有權”的零和博弈模式，走向“共享經濟”的多贏模式。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邊界不再物理般清晰，“價值最大化”越來越成為市場主流；

　　二是，體現在“新共生”方面：數字孿生和元宇宙的出現，預示著未來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映射和交互程度會越來越實時和豐富；

　　三是，體現在“新賦能”方面：頂層設計下區域性集約化的數字新基建會越來越完善，數字高速公路的建成，為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最基本的數字資源的新賦能。

　　2.產業經濟數字化：

　　一是，“數據要素”作為第五要素，與傳統的土地、資金、勞動力、生產技術四大要素融合，并且逐步形成“乘數效應”，極大地促進傳統行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提質增效；

　　二是，“數據要素”打通了原來“生產關系”中“老死不相往來”的上下游關系，進一步倒逼“流程再造”的模式創新，行業新的場景逐步顯現新的市場機會；

　　三是，越來越多的新場景從量變到質變，驅動了產業重定義、行業市場重定義、認識世界方式重定義，行業數字化新發展的“底層邏輯”也開始重新建立起來。

　　3.融合創新：

　　“數字經濟產業化”與“產業經濟數字化”兩者的結合，其實就是創新的“源泉”。但是創新的成功率往往并不高，有文獻報道大概只有20%的創新是可以通過實踐來檢驗的。那創新能否有方法來界定呢?“康威定律”給了我們一種評判標準：任何產品形態的創新，其實都是對其組織架構帶來了“新利益”的具體表現，有以下四個方面來具體判斷。當然這些方法對我們醫療健康領域“數字健康”的“數字化轉型”創新應用也同樣適用，其核心就是對醫療機構而言，在組織架構上帶來了有益的變化，從而形成“溢出效應”“0到1”新型的增量式發展價值。

　　一是，組織架構“溝通方式”通過系統設計充分地予以表達；

　　二是，線型系統和線型組織架構間有“異質同態特性”，也就是說系統流程圖和組織架構圖有高度同態性，新流程促進新型組織架構；

　　三是，各子系統間更要重視信息溝通和溝通結構的建立——溝通是解決組織間歧義的最好方式。溝通在基層就要建立，因為“上面看到的往往都是問題，下面看到的往往都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四是，大的系統組織比小系統更傾向于分解：基于以上溝通結構無所不在并且基層化的理念，松耦合的“微服務”架構下低代碼API會逐漸成為技術架構主流。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大而全”和“小而美”就這樣辯證地對立統一起來。

　　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學家保羅.薩默爾森提出了著名的顯示性偏好理論，認為消費者的行為揭示了其內在偏好。任何一個經濟主體，其行為都能揭示出其獨有的私人信息。如果有足夠多的關于經濟主體行為的數據，就能夠更精準地推斷經濟主體的私人信息。在傳統的非數字化時代，這類數據的可獲得性要么是不可能，要么獲取成本極其高昂。隨著現代數字技術的出現，使得將經濟主體的每一次行為數據化成為可能，大數據分析方法又使得從海量數據中提取有用信息變得可行。

　　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活動(行為)數據化是“數字經濟”的核心特征——企業與消費者的經濟活動創造了數據，這些數據又被提煉加工，以算法的形式回到消費者與企業、企業與企業的互動中，降低了信息摩擦，提高了市場效率，這個過程即為“數據信息化”。因此構建了一個“活動數據化，數據信息化”的分析框架。“用數據來說話”——本質是通過“信息熵”來提供一種耗散結構，使系統(市場)從無序逐步走向有序，解決搜索摩擦、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經濟活動中的“信息摩擦”問題。

五 未來醫療衛生領域數據要素化發展展望

　　一是“急用先學”，培養行業數字化人才是當務之急

　　社會的數字化轉型需要數字化人才來支撐。數字經濟下，以衛生領域為例，未來數字化跨界融合型人才尤為寶貴。他們需要具備并不限于以下領域和基本能力：

　　1.規劃與立項領域：

　　● 醫院數字化戰略規劃能力；

　　● 醫院各項業務需求管理能力；

　　● 醫院IT計劃管理能力；

　　● 醫院IT項目預算管理能力；

　　● 醫院IT項目立項管理能力。

　　2.項目實施與管理領域：

　　● 醫院項目實施管理能力；

　　● 醫院硬件基礎設施環境搭建與管理能力；

　　● 醫院軟件技術設施研發環境搭建與交付管理能力；

　　● 醫院各項目內部與外部溝通能力。

　　3.運維與服務領域：

　　● 醫院IT項目交付后運維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 醫院IT項目運維服務支持專項管理能力；

　　● 醫院SIA服務等級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SLA)一致性管理能力 ；

　　● 醫院供應商與外包服務管理能力；

　　● 醫院ICT固定資產管理能力。

　　4.標準與架構領域：

　　● 醫院架構與標準體系建設管理能力；

　　● 醫院業務與應用架構建設管理能力；

　　● 醫院數據與技術架構建設管理能力；

　　● 醫院軟硬件基礎設施建設管理能力；

　　● 醫院網絡與數據安全架構建設管理能力。

　　5.數據資產化領域：

　　● 醫院數據資源化目錄梳理與管理能力；

　　● 醫院數據資產化產品研究與開發能力；

　　● 醫院數據產品智能化開發、知識圖譜建立、AI語義標注能力；

　　● 醫院開放數據產品的估值與運營的能力；

　　● 醫院數據產品場內場外交易登記管理能力；

　　● 醫院數據要素化創新場景與創新轉化能力。

　　6.數據安全管理領域：

　　● 數據安全制度與流程管理能力；

　　● 數據安全組織與人員管理能力；

　　● 數據安全監測與應急處置能力；

　　● 醫療人工智能合規與風險評價管理能力。

　　從上述能力域與各分項能力來看，目前我國醫療領域以信息化建設為主的人才結構，與數字化建設的整體要求來看，還存在很大的急需提升的空間。所謂“急用先學”、“急材先育”，所以當下多資源、多元化地開展行業數字化人才培養，是“當務之急”。

　　二是“守正創新”，創造醫療數字化發展的“第二曲線”

　　我們要正確認識傳統“信息化”與未來的“數字化”，在“底層邏輯”的主要關系和區別：

　　(1)未來“數字化”是傳統“信息化”生長的“第二曲線” ，代表著比“信息化”更高的生產力形式 (“新質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更高的生產關系(“新型生產關系”)來與之相適應。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社會的“經濟基礎”，所以也就代表著為社會“經濟基礎”注入了一種“新活力”；

　　(2)傳統“信息化”雖然幫助我們在生產效率的提升方面已經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其在改善應用體驗、創新業務價值方面的能力，也就是在向著新空間拓展方面，是無法與未來“數字化”來匹敵的；

　　(3)未來真正的“數字化”是整個“社會化大生產”的“數字化” ，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化實踐中“生產關系”的互相關聯的推進過程 ，從而形成“數字化”新的“經濟基礎”。所以需要整個社會基礎設施、法律體系、管理體制的全面進步來支撐。而這些層面是傳統“信息化”無法企及和驅動的；

　　(4)從結果導向來看：傳統“信息化”主要是以“流程驅動”來解決企業“效率問題”；未來“數字化”往往是以“數據驅動”解決行業的“效益問題”。所以從能效來看，未來“數字化”是傳統“信息化”的高級階段。

　　但是，在“第一曲線”越成功，就越難轉換到“第二曲線”，也往往也是人類思維的“舒適區原理”在作祟。即使思想的變革已經達成，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會碰到最難逾越的“非連續性鴻溝”。怎么辦?這就需要我們拿起哲學、美學、心理學等“軟科學”以及物理、生物等復雜性“硬科學”的武器來武裝和充實自己，并用好這些學科中的“第一性原理”來建立新的“邏輯奇點”，來解決全新系統的“守正創新”與“破立”關系。

　　三是建立“哲科思維”，打破隱含假設，創新醫療數智化服務新場景

　　從醫療信息化發展三十多年的歷史來看，基本遵循著“問題導向”、“需求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的建設原則。在最好的預期下，其所能達到的最佳建設成果就是通過“流程驅動”逐步解決醫院內部運營的“效率問題”。但是離患者的用戶體驗以及醫院核心價值的創新等“效能問題”，還是存在著較大的現實差距。

　　從科學范式的領域來看，醫院信息化其實就是科學第一范式“歸納法”的具體體現。其內涵就是通過“問題導向”、“需求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的建設原則，經過行業業務專家和信息化專家，通過不斷地觀察、實驗和調查概括出了醫院“信息化”“流程驅動”的一般原理和規律，從材料中發現行業領域的普遍性或共性。這些方法無疑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醫院“信息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為它實現了一個通過歸納總結，從0到1、從無到有的質變過程，從而產生其自身的價值。

　　傳統的歸納法范式的“信息化”，存在著一個“隱含假設”——假設未來時間是連續的、未來的空間是連續的。簡而言之，就是假設“明天的太陽依然會從這里升起”。從現在的時間點來看：隨著未來百年未見之大變局的來到、衛生領域醫改不斷走向深水區、“數據經濟”下“數據要素化”不斷走向深入、萬物互聯的互聯網平臺發展、醫療生態開放共享與數據安全隱私保護不斷擴展、人工智能與醫學倫理的融合發展等，都對傳統“信息化”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所以隨著這些隱含假設的逐漸破局，發展進程中會碰到越來越多的“非連續性陷阱”，當然這也預示著未來醫療領域的“數字化”發展的“第二曲線”也必將到來。

　　從科學范式演變路徑來看，未來“演繹法”可能會成為驅動新一代行業“數字化”發展新進程的重要科學工具。“演繹法”是從一般原理推理出個別結論的思維方法和推理形式。“三段論”中的“大前提”、“小前提”以及“邏輯推理結論”是其核心方法。“大前提”和“小前提”是兩個實體，實體對齊后，邏輯推理在兩個實體的關系中展開，最后獲得推理結論。其實這很接近與知識圖譜的“三元關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從一個事物的“第一性原理”(元起點)出發，通過正確的且可解釋的邏輯推理，就可以獲得演繹后的新知識。

　　從演繹法的視角：我們基于眾多的“第一性原理”為出發點，比如物理學的“還原論”、生物學的“進化論”的哲科思維。我們可以把一個復雜的事物，拆解成最小的“原子顆粒”使得其在底層的邏輯實體可以對齊和互聯互通。然后按照“進化迭代”的原理，邏輯演繹成“新知識”對象，最后可以在新的場景里實現嵌入式可落地。這就是可演繹、可推理、可實踐、可驗證的醫療“數智化”服務場景的一種創新性新方法。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第一范式到第二范式的轉型過程中，還會有很多“非連續性陷阱”橫亙在我們面前。但只要我們秉持“守正創新”、“先立后破”的建設原則，相信未來我們一定可以迎接“數字化第二曲線”春天的到來。

　　作者簡介

　　曹劍峰，上海市衛生健康統計中心副主任(原上海市衛生健康信息中心)，擁有30年的醫療健康信息化建設工作經歷：1991年進入上海市胸科醫院開始從事醫院信息化工作；1994年開始參與研發上海第一代醫院信息系統(HIS)，對醫院的業務流程有深刻的理解；2006年進入衛生行政部門——上海市衛生局信息中心，開始參與全市重點項目“公共衛生突發應急工程”、“上海市民健康網工程”的項目實施與管理工作，開始了市、區兩級區域醫療信息化的探索；2015年開始負責上海市“社區綜改和家庭醫生責任制”和“1+1+1”分級診療”信息化支撐項目；2017年開始研究大數據DRGS醫院病種指數用于公立醫院精細化管理方法的探索；2018年開始在上海市拓展“健康云”——“互聯網+醫療健康”信息惠民移動服務平臺的推廣與應用；2019年開始探索建設上海“互聯網醫院”以及“互聯網監管平臺”建設。2020年參與組織實施上海市實事工程“支付一件事”，率先實現醫保“脫卡信用支付”新模式，同年參與建設青浦“長三角智慧互聯網醫院”；2021年主持參與上海醫療便捷就醫“數字化轉型”七大場景中“互聯互通互認”與“電子出院小結”兩大場景建設；2022年秉持“12512”的理念，組織開展上海衛生健康信息標準化揭榜攻關項目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