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健康碼作為“信息化抗疫”的創新產品橫空出世，賺足了各方眼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引發了諸多爭議。

期間，我對健康碼的認知和理解，也經歷了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在此與大家做一探討。

電子健康碼剛上線時，因融合了“大數據”等先進技術，使其產品理念著實讓人眼前一亮。我的第一反應是：人加智能手機等于實時在線的“數字終端”；而人減智能手機等于始終離線的“啞終端”。

“啞終端”這個梗源自于當年的共享單車大戰，ofo的投資人朱嘯虎和摩拜投資方騰訊主席馬化騰在朋友圈隔空“互懟”。而引發兩位大佬爭執的源頭是：早期的ofo采用的是非智能鎖，以致于遭到“小學生3秒破解”和比較嚴重的流失問題；反觀摩拜，一上市就采取芯片智能鎖，使得違法成本極大提高，損毀率也相對較低，還實現了GPS實時定位。

那么，人加智能手機，為什么等于實時在線的“數字終端”？這個想法則來源于7年前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產品爭議事件：2013年5月8日，手機Q Q 2013新版發布，旋即引發用戶爭議。爭議點主要是：原先的QQ版本區分在線與不在線狀態，頭像灰色代表不在線，頭像點亮代表在線，而新出的版本，不管在不在線，頭像全部點亮。

細節變化的背后，是產品邏輯的變化：在網絡順暢的前提下，人和智能手機已經捆綁成為實時在線的“數字人”。即使你沉默無語，各類消息會實時推送到你的手持終端。而你也在源源不斷的產生各種信息，通過智能手機傳到云端。

七年彈指一揮間。2013年的移動互聯網方興未艾，正處于越來越多的用戶向移動互聯網遷移的關鍵階段，當時我每到月底就開始“流量焦慮”，在當時的大背景下，QQ新版本中略顯超前的產品設計理念還能引發爭議。

如果放在現在討論這個問題，就沒任何必要了。你看微信里有沒有在線和離線狀態？

因此，理解了“人加智能手機等于實時在線的‘數字終端’，人減智能手機等于始終離線的‘啞終端’”這句話，你就理解了健康碼上線初期的產品邏輯：健康碼代表人物，掃碼地點包括地點和事件信息，掃碼時間即當時時間，隨手一掃，就是一個信息量很大的數據。

健康碼是建立在大數據和用戶自覺基礎上的應用，它的作用更多是對一個人遷移軌跡的追蹤，而不是用來識別疾病的。

至于為什么叫“健康碼”，我想，名字的背后，代表的可能是騰訊、阿里等公司更大的野心吧。就像給自己孩子起名時，總會有一些美好的愿望在里面。

當然，一個好名字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不可否認，疫情期間，健康碼的推出的確是一大進步。但是，技術的價值，不是炫酷，而是好用。尤其是在疫情期間，用于“抗疫”一線、承擔如此重任的技術和產品，不僅要好用，更要能兜底。

從實際應用來看，健康碼既不好用，也沒法兜底。

2.1 不認碼的尷尬

疫情期間，我第一時間申請了好幾款健康碼，用于“防身”。但是，問題來了，小區的保安只認物業統一辦理的紙質車輛出入證和人員出入卡，不認任何一款健康碼。

這事兒也不能全怪小區物業和保安：當疫情最吃緊的時候，人人自危。物業作為小區的管理者和守門人，在沒有更好選擇的前提下，出于本能，組織小區住戶集中辦理各類紙質出入證，是迫于無奈的應景之舉，辦法是土了點，但也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

相反，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數據是現成的，技術是最快的，為什么緊急時刻，代表了先進技術的電子健康碼姍姍來遲，逼著傳統的紙質出入證“趕鴨子上架”，先入為主，成為了疫情期間的“法定”證件？

與疫情初期健康碼的姍姍來遲相比，疫情中后期，“一人多碼”、“萬碼奔騰”的現象更讓人無奈。從健康碼的定位和它承擔的責任來看，這件事理應由政府牽頭，確保健康碼的權威性和唯一性，才能保證“一碼平川”的落地效果。

但事實是，各大公司紛紛推出自己的健康碼，既想爭奪健康碼的權威性，又有爭相“邀功”之嫌，直接導致了“健康碼”混亂的局面出現。

2.2 不兜底的爭議

隨著疫情取得階段性的勝利，復工、復產成為社會共識，人員流動首當其沖。期間，健康碼被賦予了更大的責任，由此引發了不少爭議：

近期，幾個省份相繼爆出返崗復工人員持健康碼綠碼抵達目的地之后，確診新冠肺炎的案例。在新聞中被反復、特意“點名”的健康碼，一下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先來看看健康碼的數據來源：從公開資料來看，電子健康碼的數據大致有三個來源：一是申請人自我填寫的內容；二是衛生疾控部門根據用戶身份證號信息判斷，此人是否屬于確診、疑似病例或者密切接觸者，以及尚處于醫學隔離觀察人員；三是電信運營商的數據和實名制出行的數據，綜合判斷用戶近期的行程。

這樣的數據來源決定了健康碼天生自帶的基因和缺陷：一是靠自覺；二是信息滯后；三是準確度不夠。

這三個屬性決定了，健康碼有一定的無意識出錯概率和有意識造假空間。換句話說，如果數據不夠全或者精細度不夠，或是用戶不夠自覺甚至刻意隱瞞，健康碼都會存在失準的可能性。

疫情期間，下面兩個跟健康碼有關的段子，既讓人會心一笑，也從側面說明了健康碼的尷尬處境。

上文提過，健康碼最重要的作用是追蹤一個人的遷移軌跡，這對于尋找確診患者活動路線上所有的接觸者和密切接觸者至關重要。

換句話說，電子健康碼絕不是讓你用來識別疾病的，而是用來幫助工作人員切斷傳播途徑的。而控制和管理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本就是傳染病防治的三大原則。

歸根結底，健康碼在切斷傳播途徑中起作用的前提是，在所有場景中，對所有人強制使用健康碼驗明身份。例如，從早上從出小區、乘坐公交、進出公司寫字樓，出入飯館吃堂食等場景，統統憑借刷健康碼出入，這樣每個人一天的軌跡就齊全了。

期間，如果上述某個場景中出現一個確診病人，依靠健康碼打卡數據，可以迅速排查出與確診者在同一個時間段出入同一場景的人。

再進一步講，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需要進一步追蹤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這時可以考慮借鑒一個叫做Trace together的手機應用，來告別僅靠“當事人回憶+工作人員人肉追蹤”的粗篩模式。

Trace together是疫情期間新加坡政府推出的一款“抗疫神器”。它的工作原理是：在安裝了此應用的兩個手機之間交換短距離藍牙信號，以便記錄用戶之間的近距離接觸時長，并將收集的信息加密存儲在用戶手機上。如果有人被確認感染新冠病毒，政府可要求該用戶上傳數據，以便于追蹤與患者有過密切接觸的人。

就在我寫文章的同時，疫情也在發生變化。最新的觀點是，“抗疫”要按年來計算了。

在做好自身防護的同時，每個人都會基于自己的認知，為長期“抗疫”出謀劃策。我是醫院里做IT工作的，我的出發點，自然是如何利用技術來追蹤感染源、阻止病毒蔓延，為長期“抗疫”工作增效減負。

基于這個出發點，我自然是要力挺“健康碼、Trace together”等應用的。以它們為代表的技術已經在“抗疫”中發揮了作用，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但是，這一切還遠不夠，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也不是為了替技術站臺和背書。相反，從技術的角度捫心自問：基于自愿原則的App能發揮多大作用？基于智能手機的部署方式能覆蓋多少人群？

當“抗疫”轉入長期化、常態化，可以確定的是，我們迫切需要一套安全、可靠、通用的出行電子憑證。但在設計時，必須綜合衡量政治、技術、受眾、隱私安全等問題，從中尋找技術“抗疫”的最優解。

個人見解，不到之處請批評指正。

參考資料：

1.尋得防疫與隱私最優解？德國牽頭、歐洲多國研發接觸者追蹤App https://www.sohu.com/a/385157208_161795

2.如何看待健康碼滿天飛，健康碼的意義有多大？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5968416/answer/1075335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