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疫情防控中，流行病學調查(以下簡稱流調)作為上溯傳染源、下防疫情擴散的重要手段，重要性不言而喻。

　　3月31日，最高檢發布了一批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的典型案例。從官方公布的信息中，可以看到流調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例如，曾經引發社會關注的毛某某隱瞞行程引發揚州疫情案。在官方通報中有如下描述：毛某在接受警方、疾控、醫院電話問詢時，故意隱瞞其中高風險地區旅居史，直到其被警方控制，第4次接受警方詢問時，毛某才全部交代自己的活動軌跡和接觸史。

　　一邊是流調的艱巨、復雜性和被動，另一邊是流調工作需要爭分奪秒與病毒賽跑。在這樣的背景下，場所碼應運而生。

1場所碼背后的數字化轉型邏輯

　　在場所碼之前，普通人在出入公共場所時，都會有一個向執勤人員出示健康碼或行程碼的規定動作，俗稱“亮碼”。

　　“亮碼”這個動作背后有一個問題：真實世界的動作，并沒有“無損”投影到數字世界。

　　我簡單解釋一下這句話。以開車使用導航為例，手機屏幕上的導航界面，代表了一個要素齊全的數字世界，其中有規則，有數據，有算法。

　　在使用導航應用的過程中，駕駛者在真實世界中的駕駛行為(車速、位置等等)，都會被如實投影到數字世界。同時，數字世界根據當下的場景、規則、需求等等，利用強大的計算能力，向真實世界的駕駛者給出即時的反饋和建議。

　　坦白地說，流調就是要搞明白，在過去某個時間段，你都去過哪兒?啥時候見過啥人?做過啥?事無巨細。

　　但是，流調中需要的一些關鍵數據(比如某個時間段內，曾經出入某個場景的人員信息)，并沒有隨著“亮碼”這個真實世界的動作，在數字世界留下相應的痕跡和線索。缺少了數字世界快速、準確的反饋支持，流調工作在精準和及時性上大打折扣，只能借助媒體廣而告之，寄希望于看到信息的人主動報備。

　　場所碼的大面積推廣應用，開始了流調工作數字化轉型的重要一步。

　　以上海為例，4月5日開始，上海在全市推行“場所碼”。市民在進入各場所時，掃描“場所碼”，不僅可以快速實現健康碼、核酸結果等防疫相關信息的核驗展示，還可以自動完成場所登記。這樣，一旦發生局部疫情，便可以通過查找確診病例或密接者的掃碼記錄，快速關聯到其他掃描過該“場所碼”的人員，便于相關部門快速開展流調、精準排查。

　　數字世界對數據高效的獲取和計算能力，在決策層面確實具備人類無法匹敵的優勢。這也是流調工作數字化轉型的魅力所在。

上海場所碼用戶簽到界面

　　場所碼在醫院也有很好的應用案例。江蘇省人民醫院自行研發了登記碼，理念與場所碼相似。蘭州發生疫情以后，我們部門也第一時間指導所屬科室，在外來人員較多的辦公場所張貼場所碼，每天從后臺掌握底數。

甘肅場所碼后臺界面(用戶端)

　　國外也有一些提高流調工作效率的“技防”手段。例如新加坡強制使用一款叫做Trace Together的應用程序，作為公眾前往人流密集場所的電子化簽到手段，有興趣的可以點擊閱讀。

　　這時候，可能就有人要問了，數字化轉型就這么簡單?貼個場所碼就可以讓流調工作數字化轉型?

　　顯然不是。

　　轉型是指事物的結構形態、運轉模型和人們觀念的根本性轉變過程，就像化蛹為蝶一樣。

　　以流調工作為例，數字化轉型要解決三個關鍵問題：

　　一是真實世界的信息，如何“無損”投影到數字世界。目前雖然有了場所碼，但還是依靠人的自覺性加上手動操作來掃碼，顯然無法達到“無損”。

　　二是在數字世界里，如何基于數據進行機器智能決策。如果讓人從海量的數據里來找線索，費時費力，意義不大。

　　三是智能決策如何及時反饋給真實世界，快速落地執行。想要快速就不能只靠人，還需要傳感器、攝像頭、門禁等一系列智能設備協同工作。

　　個人認為，以上三點很難在短期內形成根本性沖突。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與智能機器，用戶習慣與數字規則，物理世界與數字世界之間，需要相互配合、協同開展工作。兩者之間的權重關系、交互密集度，會隨著技術的發展不斷發生變化。這個過程就是數字化轉型。

2數字化轉型的本質

　　最后說一下，數字化轉型中人的因素。數字化轉型，本質是人的轉型。

　　以蘭州為例，3月5日，蘭州新區對重點人員例行核酸檢測時發現5例陽性。次日，我看到基層民警已經開始對沿街商鋪進行挨個檢查，提醒他們張貼和使用場所碼。

　　出于對場所碼的興趣，我跟民警聊了兩句。他說：大家對場所碼的認識差距很大。有些商家，根本不用警方提醒，自己就貼好了場所碼，并且安排專人值守。原因很簡單，商家能夠認識到場所碼的重要性，既保護自己，也有益社會。有些商家，總覺得亮碼和掃碼差不多，多此一舉，甚至還有商家沿用紙質的登記本。

　　前不久，在北京某烤鴨店新冠聚集性案例的官方通報中，也提到了由于確診患者和商家未落實掃碼登記，致使疫情擴散，大量人員漏檢，嚴重妨礙流調溯源。

3結語

　　觀念如果跟不上，像“場所碼”這樣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就無法發揮最大效用，數字化轉型更是無從談起。

　　以上便是我對“場所碼”和數字化轉型的一點淺薄思考，不到之處，還請各位批評指正。

　　作者簡介

　　李楠，CHIMA青年委員。現從事醫院管理和信息化工作。作者觀點僅代表個人，純屬技術交流，與供職單位無關。